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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师亦友朱永新
一 朋友朱永新
说实话，第一次听说“朱永新”这个名字时我有点“恐惧”。
那是1999年夏，我去张家港市讲学，讲学完了我要离开时，高万祥兄告诉我“明天到苏州吧，朱市长也要请你讲学的。”我问哪个“朱市长”，他说：“就是我们苏州市分管教育的朱永新副市长啊！”说实话，我这个人见到“当官的”便有一种手足无措、诺诺嗫嗫的“心理障碍”我把它叫做“恐官症”，所以一听说“朱市长”就有点犹豫，高万祥解释说：“是这样，朱市长本人也是搞教育的，他现在还是苏州大学教授，主攻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等等，还带博士生呢！他搞了一个名师名校长培训班，想请你去做场报告。”他随即又劝我：“你就当作是和我们苏州市的老师们面对面的交流吧！”我想也是，作为一市之长，日理万机的“朱市长”哪会到场呢！于是我便去了。
没想到报告那天，我刚到会议厅，一位身材魁伟的大汉就迎上前来，不由分说握住我的手：“你好！我是朱永新！”握住他的手，看着他脸上老朋友一般的笑容，我怎么也把他和市长联系不到一块。恐惧当然没有了，但取而代之的是茫然：居然有这样的市长，一点架子没有，这不是“乱弹琴”吗？
按我以往类似的“经验”判断，朱市长要么在报告前“接见”一下我，以示礼节，然后就“百忙”去了；要么坐在主席团上，陪我作报告。我估计前一种可能性大一些，毕竟朱市长挺忙的，陪着我坐半天，浪费他三个小时，岂不是“丢了西瓜拣了芝麻“何况，我的所谓“报告”可能连“芝麻”都算不上呢！
谁知道我“失算”了：朱市长既没有陪我坐主席台，也没有离去报告一开始，他就在最后一排找了角落坐下了！而且在整整三个小时关于《爱心与教育》的报告中，我一直能够感受到远处角落里朱市长那双全神贯注的明亮而潮湿的眼睛……
报告刚一结束，他便走上来再次握住我的手：“讲得太好了！我都被你和你学生的故事感动了。”他又说：“我正在主持出版一套大型丛书《新世纪教育文库》，我想把你已经出版的《爱心与教育》收进去！”
我真的很感动这决不是因为“市长”听了我的报告，我就多么“受宠若惊”，不，我是从朱市长听报告时那动情的面庞上，看到了他从内心深处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对教育本身的情感。
其实，我的所谓“报告”毫无学术性可言，不过就是讲讲我和我学生之间的故事而已，这些故事很平常很琐碎甚至有些鸡毛蒜皮，所体现的教育理念也很不时髦更不前卫无非就是说“教育不能没有爱”，但这些故事所蕴含的感情却很自然很真诚。在这之前，也有一些我非常敬重的教育专家听过我的报告，但我从他们喜形不露于色的严峻或者说稳重的表情中，知道我这些故事是很“浅薄”的，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没有站在这个“主义”或那个“主义”的高度“建构”自己的“体系”。对此我很坦然，也觉得很正常：本来么，我就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班主任和语文教师！
但是，无论是作为苏州市主管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朱市长，还是作为教育学博士生导师的朱教授，他能被一个中学教师和他学生的故事所感动，仅此就至少说明，他尽管位居市长身为教授却未泯赤子之心，他对教育，不，对“人”的一颗爱心依然素净而本色。
应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
我对他油然而生敬意：在我眼中，他不是什么“教授”更不是什么“市长”，而是一位爱教育爱孩子的人！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感到了我和他在精神上的相通之处。
于是，我把他当作朋友，开始了与他的交往……
再后来，我很艰难地考取了他的博士研究生（因为英语，我第一年没考上）。
常常有不少朋友问我：“朱永新现在真的还给你们上课吗？”我说：“那当然！”朋友们往往还是不太相信：“他当市长那么忙，能保证按课表上的时间给你们授课吗？”我说：“朱老师的确有时候因工作繁忙而不能按时上课，但他一定会提前通知我们，并利用晚上或周末的时间将课补上。可以这样说，他从来没有缺过课！”
是的，别说其他人难以理解“朱市长”和“朱老师”是如何统一起来的，就连我们作为他的学生也难以想像，给我们上课的朱老师，几分钟前可能还在市政府办公室“总揽全局”。
在苏州大学，我听说了他不少“故事”。师兄陶新华谈及他和朱老师的“交往史”时很得意：“我读本科时，就是朱老师的学生了！”不过，陶师兄谈得最多的，是朱老师的为人。“我们那时和朱老师真是哥儿们！他当时不到三十岁，是苏州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因此和我们很合得来。我们常常到他的宿舍去玩，在他家改善生活，师母经常弄些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大家一起品尝，朱老师常常不是叫我慢慢吃，而是要吃快点，因为他吃饭是很快的，他也要我们注意吃饭的效率。混熟了以后，到他家就比较随便了。有一次他不在，我们就擅自把他放在走廊（那儿当时就是他家的厨房）中烧饭的锅和煤炉拿到我们自己的宿舍去改善生活了，结果不知是哪位老兄把锅给摔破了，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用完了就还到他家的厨房——宿舍走廊里去了。等朱老师回来忙自己的晚饭时，发现自己的锅莫名其妙地漏了，他当时很纳闷，当他知道是我们犯的“错误”后，朱老师虽然哭笑不得，但最后也是一笑了之。”朱老师的豁达大度是所有的同学和同事都很佩服的，他做教务处长的时候虽然把苏州大学教务处建设成为全国最好的大学教务处，受到教育部的表彰，但是有人不理解他、不支持他，甚至还打击他，但是他不但没有与这些人发生过冲突，反而这些人最终成为了他的好朋友。朱老师常常告诫我们：“要学会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而做人首先要学会与相处，要与人为善，要豁达大度，要以德报怨，你最终才能有所成就。”
我也曾经不太理解朱老师是如何将学者与官员这两种角色统一起来的。我向来认为，学者与官员之间的关系是天然冲突的，犹如思想家和政治家——前者是理想主义者，后者是现实主义者；前者多是批判者，后者多是建设者；前者往往以“前卫”自居，后者常常以“保守”著称；前者总考虑什么是“最好的”，后者总考虑如何才是“可行的”。所以，我向来对集学者与官员于一身的人不以为然：熊掌和鱼果能得兼乎?说得再直率一点，学者需要一颗纯净的童心，而官员于世俗中难免染污蒙尘；如果二者角色互换，其事业很难同时有成(我这里说的是“同时”，“学而优则仕”或“仕而优则学”不在我讨论的范围之内)；如果有人将两种角色兼而任之，我想他多半会陷入一种不尴不尬的境地。
但刚到苏州大学，我读到了朱老师刚出版的一本题为《我的教育理想》著作。这是一本洋溢着诗意与激情的书。作为有着理想主义赤诚情怀的教育学者，作者对我们民族的教育事业一往情深，并对中国教育的未来给予热切地呼唤：“教育的理想会奏响新世纪中华民族的英雄乐章，理想的教育会开创新世纪中国文明的灿烂辉煌!”书中一篇篇文采飞扬的演说辞，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着作者心灵的潮水，也激荡着读者的心灵，让读者也禁不住心潮澎湃，与作者一起憧憬“理想的教育与教育的理想”。这也是一本充满理性与智慧的书。作为有着深厚学术功底并同时担任着教育行政管理职责的领导者，作者对中国教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着客观的回顾、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展望。作者首先是一个乐观主义的建设者，因而他对“教育理想”的所有情感都倾注在对“理想教育”的追求上，这就决定了他在思考、设计中国教育发展走向时，于忧患中看到希望，在批判中走向建设：“世纪之交中国教育的回顾与展望”“教育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创新教育与教育创新”“基础教育改革的十大趋势”“中国教育发展的若干政策分析”“21世纪中国课程改革的趋势”……这些篇章，充分体现出作者作为教育行政领导者所具有的视觉制高点，高屋建瓴，大气磅礴，既着眼于“最好”，更着手于“可行”——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把自己同那些在象牙塔里坐而论道的“学者”区别开来了，也同某些缺乏思想而只想把官当官来做的“官员”区别开来了。
有人对朱老师当官不以为然，觉得他当了官就不可能做学问。我曾就这个问题专门问过他：“朱老师，作为博导，您同时又兼任着副市长，这种角色在你的事业中会不会发生冲突呢？您是怎么让二者和谐起来的？”
他是这样对我说的：“坦率地说，当市长和做学问不能说一点冲突都没有，至少我自由支配的时间就比过去少多了；但对我来说，这二者在本质上却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教育’——作为教授，我是教育哲学博导；作为副市长，我分管教育。当然，由于毕竟多了许多行政事务，如果我不当市长而只当教授，也许我个人的学术成果会更丰硕一些；然而在市长的位置上，我却可以做我以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也就是说，我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实现我的教育理想。如果说我过去的一些教育理想只是一种美好的憧憬的话，那么现在我可以在我职权范围内把它便成现实。比如，我一直反对初中招生电脑派位，因为我认为电脑派位限制的还是普通老百姓，有权力的、有金钱的都可以进入好的公办或民办学校。弱势群体得到的教育资源本身已经很少，更可怕的是电脑派位让孩子从小就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一个自己不能主宰的事情上，宿命论的思想从小就在孩子的心底扎下了根。不过，过去我只能这样想想而已；然而现在我当了分管教育的副市长，我就坚决不搞电脑派位，实行就近入学，允许自由择校，把对命运的把握权交给孩子。另外，如果说我过去只是一个人在思考研究教育的话，那么现在，我可以组织更多的人一起来思考研究并参与教育，比如我为我们的学校和教师争取了许多科研课题，并给他们创造有利条件。又如前面我提到的在全国产生强烈反响的《新世纪教育文库》，就是我邀请包括李政道、于光远等国内内外著名科学家、院士、学者的精心推荐的，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如果我不是市长，要想做这样一件事，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我自己可能因此少出了几本个人的学术专著，但是，能为广大的教师提供第一流的教育经典，我同样有成就感。”
我又问他：“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别人做学问是为了当官，或者说做学问是手段，当官才是目的；而你当官则是手段，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做学问，并且做更大的学问，当然，你的最终目的是教育。”
“当然是这样！”他不假思索地坦然答道，随即又补充说：“我从来都把副市长当作我搞教育的有利条件，当作实现我教育理想的一个途径。对我来说，市长是暂时的，学者是永远的。如果哪一天我不当市长了，我随时都可以回到大学当教授。因为没有什么比我的教育理想更为崇高的了！”
是的，学者和官员也是可以和谐于一体的，关键是看他如何当官员，如何做学问。
朱老师首先是位理想主义者，在当今日益世俗化、功利化、物质化的社会里，“理想”和“理想主义”每每被人嘲弄，可朱老师却仍然高扬理想的旗帜，将他的一系列教育思考的文章以“理想”命名，专著也取名为《我的教育理想》，这让我怦然心动！作为在一般人眼中最“实际”的行政官员，胸中依然燃烧着一颗赤子之心，更是让人欣喜与振奋。在中国的教育界，不缺有深厚的学术功底的学者，但这些学者中少有同时具备人间情怀而乐于直面现实的身体力行者；也不乏有宏伟抱负的官员，但这些官员中少有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性情中人；而有思想有才华有胆略有激情有个性的教育学者官员，更是很少很少。我由此而发自内心地敬佩作为“朱市长”的朱老师，或者说作为“朱老师”的朱市长！
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去出席一个全市性关于教育科研的大会。作为一个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在这样的场合说一些怎么理解都正确而且永远正确的套话官腔，应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朱老师一句这样的话都没有；相反，我倒是听到他针对教育科研说了这样一番尖锐犀利的话
“现在教育科研存在着种种虚假现象，有的所谓‘教育科研’简直成了‘伪科学’！当然，‘伪科学’的教育科研还最多是个‘假’的问题，一般来说，它还不会造成对学生直接的危害。而现在有的‘教育科研’还存在着‘反教育’的现象！这种‘反教育’的教育科研造成的后果，则不但与我们的教育初衷背道而驰，而且还直接损害着我们的教育。举个例子，仅年来，有些地方进行所谓学生‘智商’的‘教育科学研究’，通过‘测评’、‘计算’、‘统计’、‘分析’等等方式‘研究’出学生的‘智商’，然后将这个‘科研’结果‘反馈’给相关教师甚至家长。这样的‘科研’不仅仅是典型的‘伪科学’，而且是极为有害的‘反教育’，因为它向教育者‘科学’地宣布：某某学生智商低。如此‘教育科研’的危害，不但误导了教师，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最终将损害了学生的一生。因此，还教育科研真正的科学性和实事求是作风，让教育科研真正姓‘科’，是非常重要的。”
朱老师正是在这些地方显示出他拥有真正学者才具有的实事求是的品格和学风。有一段时间，我正在读某著名专家的著作，该著作晦涩难懂。我很苦恼地对他说：“朱老师，我，我读不懂××的书。”
我原以为朱老师会给我一些指导，比如告诉我一些读懂该书的方法之类，谁知朱老师很坦然地说：“读不懂你就不要读嘛！你完全用不着自卑。老实说，对于有些‘教育理论’我也读不懂，我就从来不会因此而自卑。有些教育 ‘理论’书之所以让人读不懂，我看多半是因为作者本人也没有把他的‘理论’搞懂。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体会。当年我的博士论文是一本10多万字的书《高校教育管理系统》，十分难读，至今还有2000多本无人问津。这能怪读者‘水平低’吗？我看不能，只能怪我自己不能深入浅出地表述自己的思想。而我去年年底出版的《我的教育理想》，同样是谈教育的，同样有理论，但首版4000册，一个月便脱销。这也不是读者的水平‘提高’了，而是我能够用比较通俗的言语表述我的教育思考。我以我自己的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教师们读不懂的文章或书，责任往往不在教师，而在作者。因此，你完全没有必要被一些貌似‘高深’的‘理论’吓唬住，更不要迷信它们。以极为平易朴素的语言来表述非常深刻的哲理，这才是真正的大家！”
其实文如其人。生活中的朱老师也如他著作一样，于朴素平易中自然而然流露出真诚与深刻。研究课题、探讨热点、编辑著作、修改文章……领头的无疑是朱老师，但我们往往忘记了他是老师。他不但在学术上引领着我们，在事业上提携着我们，而且在做人方面感染着大家。有两位硕士生家里生活比较困难，朱老师便长期支助他们。每年他都拿出上千元钱来设奖学金，奖励上学年最勤奋的学生。不光受受到支助和奖励的学生感谢他，我们也很感动。可他却觉得这很平常，相反，对于我们协助他做的每一件事，他都记在心里，并向我们表示感谢。有一次他写一篇长文，作为学生，我按他的要求帮他搜集整理了一些资料。结果，文章发表后，我看见结尾的括号里居然有一行字：“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蒙李镇西博士帮助搜集整理资料，特致谢意！”我说：“朱老师，你怎么这么客气呢？”他说：“不，不是客气。我真是很感谢你！”再后来，他居然说要把稿费分一部分给我！当然被我“断然拒绝”。
他对我说过：“我从来就是把大家看成是合作的伙伴，没有大家，我也会一事无成。”我相信，这是他的心里话。
而且，尽管他已经是我的博导，但在我的心中，在他所有的学生心中，依然首先是把他视为朋友。
一个月前的新年前夕，朱老师又和我们搞了一次迎新聚会（当然是他掏钱啦）我说“又”，是因为每年年底，他要把他历届硕士博士研究生们召集在一起，总结过去一年的学习，交流各自的收获，展望新一年的方向，然后当然是于灯红酒绿、觥筹交错之中互致新年的祝福，最后师生载歌载舞，踏着欢快而富有激情的旋律走进新的一年。
呵呵，在这样的场合，“朱市长”就更“有失身分”了！学生们除了以此上前向他敬酒，以表达对恩师的感谢之情，更多的时候是拿他“寻开心”：比如要求他与其夫人喝交杯酒，或者要他和我们一起做个什么游戏什么的……而这时候，我们的朱老师总是那么听话，当然也有一点儿尴尬。就在那天的酒席上，主持人陶新华设计了一个“照镜子”游戏，就是要求朱老师把在场所有人都当做镜子，他有什么表情我们就作出什么表情，他有什么动作我们就做什么动作，他说什么话我们就说什么话……朱老师真的乖乖地站了起来面对大家，可他不知所措，嘴里情不自禁地小声说说：“要我做什么呀？”大家立即学他说：“要我做什么呀？”他好像猛然被大家的声音吓了一跳，又忍不住说：“你们在干什么？”大伙儿又齐声说：“你们在干什么？”他又一愣，下意识地用手理了理头发，全场的人也学着他理了一下头发。他好像终于明白了什么，憨态可掬地笑了：“嘿嘿嘿嘿……”大伙儿也笑了：“嘿嘿嘿嘿……”
看着朱老师那么纯真的笑容，我想到第一次听到“朱市长”时的“恐惧”，不禁也笑了：这样的朋友，哪值得我 “恐惧”？
二 导师朱永新
在听朱老师的课之前，我已经听过其他博导的课了：王金福老师丝丝入扣的逻辑力量，崔绪治老师出口成章的诗化语言，任平老师恣肆汪洋的思想波涛……无不让我醍醐灌顶，心灵在受到撞击的同时又舒展而奔放，并且盼着下一次上课。
我正是带着同样期盼走进朱老师的课堂的。然而比起上面几位教授，朱老师的课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如果说前面提到的几位老师的课是浓墨重彩气势磅礴的油画，那么朱老师的课则是轻描淡抹潇洒随意的国画。坦率地说，他的课并不以语言魅力见长。但同样具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与其说来自他的学问，不如说来自他身上自然而然体现出来的亲切。这样说吧，上其他老师的课，我会感到学问的高贵与深不可测；而上朱老师的课，我会感到学问就在我的生活中，触手可及。面对其他教授，我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而在朱老师的课堂上，我每每会忘记他是老师，因为他总是以商量的口吻与我们四个博士生一起平等地探讨。朱老师上课，完全没有我原来想像中的“口若悬河”“气贯长虹”“高屋建瓴”“披荆斩棘”的气势，他总是笑眯眯地听我们聊天或着与我们聊天。一上课，他往往总是这样开头：“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于是他便抛出个话题：“师生关系”、“教育公平”、“教育民主”等等，然后他便叫我们各自聊聊自己的想法。“你说呢？”“你的看法如何？”“嗯，很好！还有没有补充？”……这是他授课的常用语。等到他发言时，往往这样开头：“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看这个问题……”他的话并不多，但往往画龙点睛，于朴素晓畅中流淌出深刻，而又绝不阻挡我们思维的飞翔，更无居高临下的“学术威严”。就在这样宽松和谐而又不乏思想碰撞的氛围中，我们每每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
三年来，朱老师对博士生的态度总是那么宽容，哪怕他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也不轻易批评，而是以商量的口吻予以引导。
记得有一次上课，朱老师谈到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我表示不同意，当即和朱老师争论起来：“我以前一直以为杜威是儿童中心主义，但最近看了杜威的著作，我感到他虽然在教育的具体过程中提倡充分尊重儿童的兴趣，但从根本上说，他还是社会本位，而不是儿童本位。他的整个教育目的都是服从于社会的。”
所谓“争论”，其实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感觉，因为朱老师并没有和我争论，他听完了我的话，没有表示赞同或反对，而是依然微笑着说：“嗯，这个问题当然还可以讨论。不过，我建议你多读一些他的著作，然后再做结论，这样是不是要好些呢？”
后来我按朱老师说的，更广泛地读了一些杜威的书，于是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有这样一段
有人以杜威提倡“儿童中心主义”为理由，认为其教育目的观是“个人本位”，也有人以杜威主张“实用主义”为理由，认为其教育目的观是“社会本位”。事实上，在杜威那里，儿童是教育的出发点，社会是教育的归宿点，正像两点之间形成一条直线一般，在教育出发点的儿童和教育归宿点的社会之间，形成了教育历程。由此我们看到，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或者说个人的生长与社会的改造的统一，正是杜威所思考并追求的教育目的。
朱老师可能已经忘记了那次“争论”，但我忘不了正是那次他看似淡淡的几句话，把我的思考引向了深入，最后对杜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曾经有一个网友给我说，朱老师在网上给他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他博大的胸襟，无论有人冲着朱老师贴出怎样“大不敬”的帖子，朱老师从来都是呵呵一笑而已，从不往心上去。其实，和朱老师零距离接触，我早就感受到他博大的胸襟了。作为博导，他这种胸襟体现为虚心听取他人的不同意见，包括向学生学习。
我敬重朱老师，但决不盲从。他多次说我把他拉进了网络，呵呵，这是我“不听他的话“的一个典型例子，也是“他听我的话”的一个有趣故事。最近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我时，还专门说到这事儿
李镇西特别喜欢网络。经常在课堂上说起“网事”。我曾当面“批评”他，不要象中学生那样沉湎网络！但是但是，他我行我素。更有意思的是，有一天，他和晓骏、卫星等竟然密谋把我拉下了水，拖进了网。他们说，著名学者都有自己的网站，朱老师当然应该有！就这样，去年六月，我们的网站开张了。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我对朱老师的影响，那便是对翔宇集团的看法。我多次去翔宇集团，觉得翔宇集团买下宝应中学是一次成功的办学体制改革。但当时朱老师还不太了解翔宇，刚听我说翔宇把宝应最好的中学买下了，他马上说：“我认为这不对！你要买就应该买最差的学校！”当时我没有和他多争论，只是说：“有时间你最好亲自去看看。”于是，朱老师便去了。考察的结果，让朱老师改变了对翔宇的看法，他对卢志文的改革赞不绝口。以后在许多场合，他都为民办教育的生存呐喊。
朱老师就是这样，哪怕是学生的意见，只要他认为对，就虚心采纳；从不因所谓“老师的尊严”“博导的面子”而固执己见，真正是虚怀若谷！他这也是在用自己的行动教我们如何在做学问中做人，或者说如何在做人中做学问。
回想三年来，他从来没有把他的任何意见强加给我过，他对我总是那么信任那么宽松，而且充满鼓励。
因为我没有读过硕士，基础不算好，特别是因为我长期在一线工作，纯理论的思考不多，因此我常常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特别是我英语基础差，每每自卑。而朱老师总是对我说：“没问题！”
“没问题！”是他对我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
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我拿出了比别人更多的毅力和时间刻苦攻读。常常在深夜12点以后还在啃理论书，我常常在零晨四点过就起来背英语单词！有一天，朱老师告诉我：“我问了其他博导，他们都说你是最勤奋的学生！” 这点我问心无愧，每天早晨打扫房间，我会心疼地发现掉在地板上密密的头发这便是我呕心沥血的见证！读博三年，我的头发急剧减少，因为我的付出的确超过了一般的博士生。我总是在心里告诉自己：不是有人怀疑朱老师招我做博士生的动机，也怀疑我李镇西这个博士的分量吗？我就是要为朱老师争气，也为我自己争气！
开始博士论文的写作了，朱老师问我选什么题目，我不假思索的说：“民主教育！”
朱老师一如既往地鼓励我：“好，你就写这个吧！你有长期一线教育的经历，一定能够写好的。”
可是，我也说了我的顾虑：“我怕写不好。”
“为什么？”
“那种所谓学究气的文章我不会写。”
朱老师朗声说道：“你别怕，大胆地进行写作创新！只要言之有物，有思想，用散文笔法写论文，有什么不可以？我就希望你能写出与众不同的博士论文呢！”
正是在朱老师的鼓励下，我开始大胆地按我的写作风格写博士论文。在写作过程中，我在成都家里常常就一些问题电话向他请教，他总是给我以具体的指导。有时又给我寄来一些相关资料，我感到他的指导不是把我的思维纳入他的思想，他从不对我说：“你这个想法不对！”或“你应该这样！”而是充分发现我思想中的积极因素，然后将其升华扩展，同时又尽可能给我更多的资料选择，拓宽我的视野与思路。
今年四月我赴苏州参加预答辩，预答辩之前我准备将论文草稿印一份给朱老师，当时他正要去北京开会，我怕影响他他太累，便有些犹豫是否还是等他从北京回来再给他看。他说：“没问题！我在飞机上可以看，开会也可以看的！呵呵！”
他是预答辩的前一天才从北京回来的，他后立即给我联系，说要当面给我谈论文。但因为他的公务相当繁忙，于是我们便约定晚上吃饭时边吃边谈。
那天晚上是苏州工读学校的校长请我吃饭，当然同时也请了朱老师。约定的时间到了，朱老师却仍被公务缠绕，他来电话叫我们先吃着，不要等他。但我们哪能不等呢？可好不容易等到他来了，诸位正要举杯，朱老师却扬扬手中那本论文说：“你们吃着吧，我先和镇西谈谈论文！”
就这样，朱老师居然就在丰盛的饭桌旁，与我谈起了博士论文。阵阵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朱老师硬是“富贵不能淫”，一页一页地翻着我的论文，给我指点：“这里，对传统教育是否否定得多了一些？”“我认为，平等是民主的灵魂，其他都是派生的。当然这只是我的观点，供你参考。”“你这一节写的是中国民主的进程，但我认为应该写中国民主思想的进程。你说呢？”……
仍然是平等协商的口吻，但朱老师的指导非常细致。我看我的论文上几乎每一页都留有他批改的的痕迹，密密麻麻的，连错别字都一一改正了。我很感动短短两天，朱老师在飞机上，在会场上，读我的论文竟然是如此之细致！
最后，朱老师把论文交给我，热情澎湃地对我说：“没问题！可以预答辩！”
当天晚上回到寝室，我再次拿出论文翻看，仔细研究朱老师的批改，感到朱老师对我既宽容得近乎客气，又严格得一丝不苟。说他“宽容得近乎客气”，是因为他的每一条修改意见都充满了对我的尊重，都是以商量的口吻给我指出，比如：“出处也是尊重作者和出版者的形式，也是‘民主’吧？一笑。”看着这“一笑”二字，我眼前便马上赴现出朱老师那真诚的笑容。说他“严格得一丝不苟”，是因为他对我许多地方的修改，严密准确得到了近乎“苛求”的程度不仅仅是诸如把“人格的感染”改成“人格的引领”、把“民主教育思辨”改成“民主教育的思想源流”之类的修改，甚至连错别字、掉字等打印错误都一一帮我改正了，朱老师的心细的连一个英文字母的错误都没有放过！
在第二天的预答辩中，其他导师也给我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我按朱老师和其他老师的意见对论文重新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然后按要求印制成册，投寄给各位导师。
眼看着论文答辩的日期一天天临近，我有些莫名地紧张起来。
按说我在外作报告，上千人的场面我都多次经历过，从来没有紧张过，这次面对的不过是几个人，我紧张什么呢？
其实，我说得不对。我面对的连“几个人”都没有，不过就是一部电话机！因为“非典”，我不能去苏州，于是教授们便决定让我通过电话答辩。
这毕竟是博士论文答辩，我三年的心血是否能否被承认，全在此一举啊！我在网上给朱老师发去短消息：“我很紧张，怎么办？”
很快收到他的回信，很短：“no problem!”但就这一句，就让我心里踏实了！
2003年6月1日下午，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电话打到了我的家里。手握话筒，我镇定地陈述着论文的内容，并从容回答着导师们的提问。尽管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听到朱老师的声音，但我能够感觉到他那充满鼓励的目光。
答辩结束后30分钟，电话又打了我的家里，是任平教授热情的声音：“李镇西，告诉你，经过刚才各位委员投票，你的博士论文通过了！祝贺你！”
我不住地说：“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在那一刻，我仿佛看到，千里之外的朱老师脸上那欣慰的笑容！
正当我觉得大松了一口气的时候，第二天上午，朱老师便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一一给我转达各位评委对论文的看法：“对你的夸奖我就不说了，我只说他们提的意见！当然，这些意见也只供你参考！虽然答辩通过了，但我还是希望你的论文能够继续修改得更完美一些！”
对着话筒，我用笔一一记下朱老师转达的意见。然后情不自禁再次拿起那本被朱老师修改过的论文草稿，久久凝视着——
这是一件珍贵的文物，我一定要永远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