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未来教育的一面旗帜

文/成尚荣

2000年11月，朱永新教授的《我的教育理想》出版了。千禧之年，这本专著的出版，成为新教育实验诞生的标志。18年来，朱永新和他的团队，将问题导向与使命导向结合在一起，以勇气、意志和智慧，以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胸怀，把教育理想扎根在中国大地，扎根在校园，扎根在教师的发展，新教育实验不断开掘、不断完善、不断发展，深入探索立德树人的实现方式，逐步完善了新教育的育人范式。与此同时，朱永新以他的实践哲学与美学方式，影响着学校，影响着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彰显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新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

一、理想抱负：为中国未来教育探路，坚定素质教育信念

有不少人说，朱永新是个理想主义者。朱永新并不追究这种评述的意图，是褒是贬，他不在意，因为他是一个心胸十分坦荡、开阔的人，有自己的价值理想和行动准则，更为重要的是，他胸中有一团火，始终燃烧着，这团火就是他的理想。他说：“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些人做梦，总要有一些人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教育要有理想，做教育的人要有理想，否则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就永远没有理想，没有出息。”他又说：“政治是有理想的，科学是有人性的，财富是有汗水的，享乐是有道德的。如果我们在未来的孩子身上能够看到这些，我相信我们的国家就是有力量的。”这就是朱永新的理想，是他的理想主义。显然，他的理想折射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核心价值追求。这不是他个人的理想，而是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理想照亮下的教育理想，将个人的、教育的理想编织进国家的理想框架与愿景中。当下，我们需要朱永新和他的团队的理想，希望出现更多的扎根大地的教育理想主义者。

朱永新将教育的理想提升为抱负与使命：为未来的中国教育探路。他说得通透而实在：“中国这么大，区域发展不平衡，需要一些不同的探索，纯粹让教育行政部门去做，那也是不太现实的。”他正是在进行“不同的探索”。“不同的探索”既表现了他的使命感，又是他的改革、创新观，即探索者可以有不同的身份，可以走不同的路线，也可以形成不同的力量。朱永新以学者的身份，激发、调动、组织学校校长、教师队伍走另外一条线路：民间线路，即自下而上的路线，把自上而下的推动转化为自下而上的自主生长，用民间的力量、大众的力量，为中国教育探路。事实证明，新教育实验让中小学的校长、教师激动起来，兴奋起来，沸腾起来。他们是草根，但绝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改革的生力军。新教育实验告诉我们，只有当大众被唤醒以后，主动投入、积极参与以后，教育改革才会真正发生，才会深入推进。这也是朱永新他们的理想。

对于这样的理想与抱负，朱永新还有另一种表达：为中国而教。为中国而教，大气，豪迈，自信，但不只是此，而首先是个方向问题、目的问题。新教育之新，就新在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培养人才，要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新教育自觉地把学生个人的终身发展，与社会进步、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结合在一起，统一在一起。新教育行走在新时代，有了更深厚的时代内涵、更高远的价值立意、更坚定更鲜明的志向，“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正是新教育最美的姿态。这是理想主义的姿态，并非玄，而是实；并非浅，而是深；并非只是技术、途径、方法，而是实实在在的专业。

为未来的中国教育探路，为中国而教，应有个理想的主张和形态，那就是素质教育。朱永新、新教育信奉的、坚守的正是素质教育。他坚定地认为，基础教育就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和功能，也揭示了教育的基本问题和具体规律。新教育为中国教育探路，探的是素质教育之道，走的是素质教育之路，中国教育，未来的中国教育应是素质教育的形态。在这一前提下，朱永新、新教育对素质教育的内涵与实施有着独到的见解和举措。

第一，他认为，素质教育是人的教育，即“为了一切的人”“为了人的一切”这两条标准。朱永新说，现在有人说素质教育过时了，要提核心素养了，“我觉得，关键并不在于讲素质或者素养，而在于我们究竟要办怎样的教育，培养怎样的人。一个好的教育，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在他的理念深处，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是立德树人，这是方向问题；而核心素养是关于人的，是离不开人的，要服从于服务人的发展，也可以认定，核心素养推动素质教育进入新阶段。

第二，他认为，素质教育的着眼点是生命教育。他说，新教育有不同的角度，但有一个角度不能忽略，那就是生命的角度，“要从生命本身的完整性”来认识与把握，“从人自身最终发展的完整性来说，就是‘让每个生命成为最好的自己’”。新教育提出了“拓展生命的长、宽、高”的主张，“自然生命”强调“长度”，“社会生命”强调“宽度”，“精神生命”强调“高度”。从学理上看，素质是人的先天禀赋，原本就属生命的范畴，即使是素养，也是植根于生命之中的生命状态的凝练与表现。素质教育的着眼点置于生命教育是有高视角的。

第三，素质教育应有重要的基础，即由阅读开始的精神成长。朱永新认为，素质教育应当有重要的基础，是站在基石上起飞的。他这么说：“人最基本的素质是人的精神成长，而一个人的精神教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所以，素质教育应当从阅读开始，阅读应该成为素质教育的基础工程。”这是一个相当深刻而精彩的观点，显现了朱永新和他的团队思想的敏锐。

第四，素质教育应当有丰富而又实在、扎实、有效的载体。朱永新认为，素质教育缺的不是理论，而是扎扎实实的行动。新教育所设计与实施的十大行动不仅搭建了素质教育的框架，而且落实了实施的举措。这些都是为了达到新教育所规定的素质教育的标准：“给孩子一生有用的东西”。

理想、抱负、理念、行动不负有心人，长期的实践锻炼并洗练了新教育，让新教育成为中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

二、价值大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让素质教育触及生活的主语与主体

新教育始终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并逐步形成自己的价值定位，让其鲜明、坚定。新教育把价值定位于生活，定位于生活意义的追索。为此，他们将已割断了的、省去了的生活与形而上的关系修复起来，联结起来，进而将理想、信念植根在国家、民族文化哲学的土壤之中，成为新教育的价值大原[1]，从价值大原中寻求生活的崇高、神圣与大美。从这一认识出发，新教育的价值大原显得十分“简单”、素朴，那就是“让学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生活”。朱永新反复强调，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就是新教育的核心价值”，“是教育最重要的使命”，“也是未来教育的根本方向”，“是新教育永远不应该变的追求”，并且进一步强调，“教育不管怎么变，这两条是不会变的——幸福和完整”。

价值大原，会让我们的生活从小知走向大决，从小能走向大成，于小物而求大论。“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这一价值取向，具有根源性、基石性、方向性、生成性、发展性。这一价值大原，内涵丰富，但不复杂。其一，过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首先是生活。生活是教育的主语。生活是教育之源，也是教育之目的，教育在生活中展开，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离开生活这一主语，教育就是无源之水，也失却了价值意义。其二，学生是生活的主体。学习是学生共同的使命，生活远离学生，便是空洞的、玄虚的、与人无关的。其实，离开了人就没有生活，离开了学生，教育也就不存在了，就不是教育了。主语与主体的相互呼唤、相互映照、积极互动，带来真正的生活和教育，这显然是价值大原。其三，幸福是生活的核心。犹如内尔·诺丁斯所说，幸福是教育的核心目的，也是教育的核心价值。缺失幸福的生活，丢失了教育的本义，教育发生了异化。在这种状况下，学生实质上已成了生活的工具以至奴仆。不言而喻，幸福是教育与生活的价值大原。其四，完整是幸福生活的基础、前提与关键。这也不难理解，不完整的生活肯定是不幸福的，从不完整的生活中走出来的人也肯定是不完整的，而完整的儿童才是幸福的，同样，这样的教学也才是幸福的。新教育将“幸福”置于“完整”之前，这一前提的倒置，恰恰是对前提的强调，以及对目的的凸显。从价值大原的视角来看，“过幸福完整的生活”，是一种大知，如前所述，在大知中大决，在大决中大能，在大能中大成，这是大论。

这样的大论不是空谈，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新教育实验有四个方面的目标，第一个便是“改变中国学生的生存状态”。朱永新检视了学生的生活状态：“现在大部分学生感受不到学习的快乐，享受不到成长的幸福。”他举了个例子。有个学生学习很差，常挨教师的批评、父母的打骂，教师找他谈话，他反过来对着教师把桌子一拍，“这学习是谁发明的！”这个例子并非个别，也并非极端。试想，这样的生存状态，能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吗？能培养担当民族复兴的时代新人吗？无论是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哈姆雷特所说，生存不是问题，生活才是问题；无论是作家刘震云所说，生活不是问题，怎样生活才是问题。新教育认为，其实这些都是问题，怎样活得像个人、像自己，更是问题。而新教育正是要改变这样的生存现状，解决这样的问题。“幸福完整的生活”，真的是个重大的现实价值问题。

价值大原还深入问题的本质。新教育实验旨在“过幸福完整的生活”，是在澄清、明晰、端正一个问题：人，即人是一种意义的存在。人既可以创造意义，也可以破坏意义。人的意义存在，体现在生活中。所以，人是意义的创造者，是指教育有价值立意，在价值立意的追求中，创造生活的幸福和完整；而人是意义的破坏者，则是因为教育生活的变形与异化，让人失去了理想，失去了创造力。新教育实验，将“过幸福完整的生活”直抵教育的核心与本质。其实，这是教育的回归。朱永新早就非常明确地指出，新教育之新，就是在于回归。但是，新教育实验又告诉我们，在回归的路上，总有新的想象，亦即引起新的创造，改革需要回归，回归中的想象与创造是种改革。“过幸福完整的生活”还有更深远的意义。罗素在1926年出过一本书：《教育与美好生活》，论及了雅典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和状态。他说，雅典人和中国人一样，都希望享受人生，“然而，在两种文明之间，也存在极大的差异，泛泛说来，产生差异或归于希腊人精力充沛，而中国人则懒懒散散……中国文明则只能为外力所亡……中国的传统教育已与现代世界极不相称……”[2]不能说罗素的比较没有道理，但是有失偏激和公允的，而且其中的误解与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们从中领悟到了教育与美好生活，不只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且是中国人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面世的问题，与中国人在世界中的形象密切相关，关涉国家文明、民族精神性格问题。新教育寻找到了价值大原。

三、逻辑基点：提升教师精神生命，让教师成为素质教育的主人和创造者

新教育实验非常重视改革的逻辑起点。关于逻辑起点，朱永新有个比较：教育改革，有的把逻辑起点放在课堂上，让课堂焕发生命的活力，通过课堂来撬动整个教育变革；有的把逻辑起点放在课程上，通过课程的重构，带动教育改革。总之，所有的教育改革都会有一个总的想法和主张，这一总的想法与主张往往就是它的逻辑起点。新教育实验就是要从逻辑起点出发，站在逻辑基点上，向前向上瞭望，向下向内开掘深化，促使改革有新的突破、提拔和跃升，成为真正的素质教育，并促使素质教育进入一个新层面。

新教育实验的逻辑起点和基点在哪里？他们坚定地认为，是教师。为此，朱永新做了非常简洁的解释：“所有的教育问题，里面最重要最关键的就是教师。谁站在讲台前，谁就决定教育的品质；谁站在讲台前，谁就决定孩子的命运。教师是所有问题的出发点，教师是课堂的生发点……教师也是课程的出发点，不仅是课程的执行者，同时也是课程的研发者。”接着，他从相反的角度进一步论证：“没有教师的发展，学生的成长就成为无本之水；没有教师的研发，课程就成为无源之水；没有教师的实验，课堂就成为水中之月。”简洁的解释，正反两个方面的阐释却是十分深刻的。首先，这样的选择与确认，回应了世界教育改革潮流。联合国教科文等四个组织曾联合提出一个口号：复兴始于教师。一个民族是这样，一个国家是这样，教育、学校更是这样。用朱永新的观点来看，教师的讲台决定着教育的未来，也决定着民族和国家的未来。这样的认识，视野开阔，格局很大。其次，当下教师的生存状态堪为担忧。忙，累，苦，疲于应付，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行走方式越来越单一、刻板，精神生命的丰富性、鲜活性、崇高性越来越受到冲击和伤害。以上的描述并不过分，而且这一现实状况越来越普遍。这与应试教育的严重干扰与破坏有着极大的关联。如果不重视、不改变，课堂、课程的改变是没有希望的，学生的发展只能是句空话，用朱永新的话来说，不能“把每一个教师放在心上”，就无所谓“把每一个孩子放在心上”。显然，新教育实验逻辑起点、基点的选择既形而上又形而下，聚焦于素质教育。这样的起点才能走得远，站在这样的基点才能走得深。

以把教师成长作为逻辑起点、基点，新教育有不少的新观点、新举措，显现了不少的创意。其一，“教师专业发展”应当是“教师发展”，而教师发展的实质是教师成长，因为教师成长指向生命，尤其指向教师的精神生命。这一理念和主张，是对教师专业发展深度认知与更全面、更准确的把握，而且是对“教师专业发展”的超越。其二，即使是教师的专业发展，也应是一个多层面的专业结构，包括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交往。专业阅读的旨意在于，“站在大师的肩膀上前行”，专业写作的旨意在于“站在自己的肩膀上攀登”，专业交往的旨意在于“站在团队的肩膀上飞翔”。好一个“站”，好一个“肩膀”，好一个“前行”“攀登”“飞翔”，这些都是生命的状态、生命精神的状态、教师行走的状态。鲜活的状态，必定带来鲜活的素质教育。其三，要提升教师精神生命，开展生命叙事。叙事不仅可以提供一个可以分享的世界，而且让“时间人格化”，让人的身份得以确认，人的意义、教师的精神价值在叙事中得以呈现和彰显，尤为引人关注和深思的是，新教育教师生命叙事的语言。朱永新将生命叙事的语言分为三类：人类的语言、民族的语言、地方的语言。人类的语言，透射的是博爱，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民族的语言，透射的是民族的文化性格、家国情怀，血脉、根、魂与脊梁，用中国的语言叙事，“活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地区的语言，那是地域文化、地方独特风格的雕塑。总之，生命叙事是语言的狂欢，是教师精神生命的欢唱。其四，重塑中国教育的人文精神。朱永新把提升教师精神生命、重塑中国教师的人文精神，作为教师发展的意义境界。他常说，一所学校如果没有人文精神，肯定是没有品位的，肯定是没有人文与道德的，相反，学校或教师很有可能成为“暴发户”。人文精神让教师在精神上真正站立起来。如果说教师的全部尊严在思想，那么教师的全部价值在于精神境界的提升。其五，教师发展需要打造共同体。尽管鲍姆在《共同体》中说，真正的共同体是不存在的，因为规则与自由总是发生碰撞，不能调和。但是，事实已非常清楚地告诉大家：新教育是一个真正的共同体，改变教师行走方式，提升教师精神生命，教育改革从逻辑起点与逻辑基点上起飞了。

18年的实践，新教育实验已收到了特别宝贵、十分幸福的礼物：人，教师，再一次努力地从应试教育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奔向素质教育，勇敢而坚定地站立起来，成为素质教育的主人，成为素质教育的创造者。这既是教育改革的逻辑起点，又是教育改革的逻辑基点，更揭示了教育改革的逻辑。如此，用逻辑推动的新教育实验，必定让教师用自己的力量，成为素质教育旗帜下最富精神生命的生力军。

四、关键因子的突破：书香校园、完美教室、新父母学校等关键因子的突破，让素质教育落地生根

作为以理想主义和田野行动为主要特征的新教育实验，在高举理想主义的大旗、唤醒教师的生命激情和教育梦想的同时，特别强调田野意识与行动精神。而这样的田野意识、行动精神，是有“田野设计”与行动框架支撑的：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构筑理想课堂、研发卓越课程、缔造完美教室、家校合作共育等十大行动，以及晨诵、午读、暮省的生活方式等，还分别就艺术教育、科学教育、生命教育等做专题研究。

以上的行动框架具有显著特点，那就是以专题的方式作为行动的主题，一个个专题即一个个行动；专题与专题、行动与行动之间相互衔接、相互促进与推动，形成行动链条，有序性带来持续性，让计划逐个落实；每个行动都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向前，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新教育培育着研究品质和行动品格。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行动链中有几个重点，形成了突破点，演绎为生长点，进而成为行动的动力源，推动了新教育的深入发展，彰显了新教育的亮点，成为影响素质教育的几个关键因子。

关键因子之一：营造书香校园。

新教育为推动青少年阅读、教师阅读做了极为有效的工作，在全国产生重要的影响。新教育是“书香校园”概念的创生者、“营造书香校园”的首创者，是否加“之一”已无从考证。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新教育的阅读理念、推进机制、营造方式以及研究、实验的品质，不仅在实验地区和学校得以落实、体现，而且产生了辐射作用，影响了一大批学校。

朱永新有着自己独特的阅读理念。“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这两句话已成为当下中国阅读活动的核心概念和主流话语，让阅读站到了个人精神成长以及民族精神培育的战略高度，而且彰显了中国阅读的价值认知和中国品格，成为世界阅读史上重要的阅读思想，为人类文明的延续、发展提供了一块基石。至于社会，朱永新明确提出：“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然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同时将城市的精神、气质和品格，与阅读联系起来，而且确定了“人人溢书香”“处处有书香”“时时闻书香”“好书飘书香”四个书香社会的标志，形成这样的文化品格：书店应该成为一个城市的风景线，图书馆应该成为一个城市的精神客厅。如此的理念和行动，形象、生动，有品位，有境界。新教育的阅读方案影响了城市的气质和文化品位。至于学校，理念同样鲜明：“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朱永新还这么告诉大家，当教师自身拥有阅读兴趣、阅读能力、阅读习惯的时候，教育就不用发愁了，因为我们拥有了一双飞翔的翅膀。的确是这样，阅读本身就是教育，既是教育的内容、教育的方式，更是教育的根基和境界。从国家到城市到学校，新教育的建构了阅读理念体系，有的成了隐喻和文化符号。这也就改变了一个陈旧的观念和行为偏差：素质教育就是唱唱跳跳；确定并坚定这样的理念：素质教育需要唱唱跳跳，也需要读读写写，而且读读写写成为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

新教育推进机制和营造书香校园的方式极有创意，逐步建构了自己的方法论。阅读推进的策略要是共读、共写、共同生活，显然，只有当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阅读才会成为一种习惯。那个喜欢喝酒应酬的企业家，正是这样改变自己的：在女儿“共读、共写、共同生活”的要求下，读了一个月突然发现，读书比喝酒有意思多了，结果在女儿小学阶段读了184本书，结论是：因为和女儿的共读，我们之间有了共同的语言和密码。阅读共同的文字、共同的阅读、共同的情感、共同的价值、共同的愿景，点燃了共同的生活和生命。这种具有哲学、美学深度的阅读推进方式与机制让阅读成了一种享受。

关键因子之二：缔造完美教室。

朱永新对教室有个比喻：“教室就是一根扁担，一头挑着课程，一头挑着生命。”生动而深刻的比喻，不仅道明课程的价值意义，而且阐明教室的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使命与责任。无论是课程还是教学，无论是理念还是具体要求，都发生在教室里。扁担，是种工具，也是一个支点。工具与支点都可以撬动，但工具撬动的是教学改革，而支点可以撬动整个地球。在一个偌大的教育改革系统中，新教育实验把缔造完美教室当作关键因子，既是对现实状况的反思与判断，也是理论上的深思与选择。

在“缔造完美教室”的启发与召唤下，新教育实验的教师这么诠释教室：教室是我们的愿景，是我们想要到达的地方，是决定每一个生命故事是平庸还是精彩的舞台，是我们共同穿越的所有课程的综合，它包含了我们论及教育时所能想到的一切，我们就是要守住一间教室，让生命在教室里开花。是的，素质教育应该发生在课外，也应该发生在教室，如果教室里没有真正发生素质教育，那么课外的素质教育也不可能真正发生。教室的完美，其实是教育的完美。

按着扁担的比喻走，新教育力图解决挑扁担的人，即教师与学生的问题。教师与学生都是挑扁担的人，其中最为关键的仍然是教师。对于挑扁担的教师，新教育将核心置于创造性的认可与开发上。于是在教室里，诞生了新教育的独特语言密码：“毛虫与蝴蝶”“犟龟”“相信种子”“相信岁月”……当教师的创造性被激发出来的时候，扁担才会被挑起来。学生是不是挑扁担的人，确实是个问题，但新教育正在破解它。破解的关键词是：决定一间教室的，不是教室的好坏，而是谁站在教室里。教师要关注教室里的每一个孩子，守住属于每一个孩子的日子。教师挑起扁担的最终目的，还是让孩子挑起扁担，孩子挑起了扁担，挑起了教室，便挑起了世界和未来。这样的教室是完美的，是通向完美未来的。

关键因子之三：新父母学校。

“教育，从家庭开始”，这是新教育的主张。朱永新认为：所有人的人生远航，都是从家庭港湾开始的，家庭是真正的人诞生的摇篮。可现实状况是，“家庭是最容易出错的地方”，“父母是容易犯错的人”，“阅读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事情”。这些真知灼见，具有穿透性和冲击力。如果囿于学校，而不改变家庭，教育最终也不能成功。新教育有足够的勇气，有开阔的视野，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此新教育做了整体设计，并全面实施，家长学校、家庭教育、学校合育，都在设计中有了安排，都有长足的进展和突破。值得关注的是，新教育将这些思考与安排，聚焦于一种教育形态：新父母学校。

新父母学校之新，不仅指学校之新，更指向父母之新。朱永新不赞成用“家长”概念，而代之以“父母”，首先，让父母站在教育的角度，在概念上实现平等。在这一前提下，新教育的新父母学校有许多创新。比如，责任的明晰。“养不教，父之过”，不能将父母育子、教子的责任全部推给学校，不应存在家庭与学校所谓的“责任转移”，家校合育应在“责任”上不分裂，虽有分割，却应当共同担责。又如，确立共同成长理念。新教育认为，“只有和孩子一起成长，父母才是真正的父母”，才是“新父母”，而不是“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一起成长，进一步从理念上营造平等、和谐、民主的家庭氛围，从教育者转向成长者，在共同成长中诞生新父母、新家庭教育、新教育。再如，寻找教育的密码。“童年时代，一天犹如一年……要进入童年这个神秘之宫的门，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一个孩子。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才不会把您当成一个偶然闯进他们那个童话世界大门的人。”朱永新转引苏霍姆林斯基的话，期望父母成为这个掌握密码钥匙的人。最后，赠送孩子们最幸福的礼物。这礼物就是那些最伟大、最美好的图书，用图书滋养孩子的心灵，也滋养父母的人性与人格。

不只是以上三个关键因子，新教育的一系列关键因子和系列行动，让教育的理想主义扎扎实实地落在大地上，促使素质教育在整体推进中有突破，在突破中整体向前，行程中一直闪耀着素质教育之光。

五、新教育的理论建构与创新：中国美学精神照耀，回归与变革相统一中的实践哲学

新教育一直面对着一个提问：新教育究竟“新”在哪里？也有人写文章说，新教育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朱永新和他的团队很坦然，“新教育实验的确没有什么新东西，因为我们只是整合了前人提过的理念，倡导者前人实践过的行动”。整合与倡导，其实是信奉与践行一个基本观念：最好的教育就是返璞归真的教育。据此，新教育概括了新特征：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被提起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古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被从旧时的背景转到现在背景下去继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这些绝不是自我解嘲，而是对理论的再认识、再诠释、再发现。

1.新教育有种理论自信

任何教育实验的深处一定有着理论的支撑，否则是盲目的。新教育实验历经18年，不断扩大、深入，其生命的旺盛与强大，绝不是行政部门所能为的。实验之初，新教育就有两个愿景，其中之一就是“要成为扎根于本土的新教育学派”。朱永新说：“建立学派也不是天方夜谭，学派无非就是建立自己的教育理论体系，有自己的实验基地，有自己的代表任务，有自己的代表作品。”紧接着，他反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到呢？为什么我们只能跟在美国、欧洲后面亦步亦趋呢？这是反问自己，也是在回答别人的诘问。这就是一种理论自信，是一种文化自信，这样的自信定会带来大追求，带来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我们不应在理论大山之前矮化自己，而是仰望大山，开始攀登。新教育正是这样，这种精神首先应当给予肯定和夸赞。

2.新教育有着自己的理论解释

理论高深，并不深奥，它往往是常识的另一种形态。所谓“最好的教育就是返璞归真的教育”，所谓“最好的教育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教育”，就是指教育、教育研究，包括教育理论要回到基本问题上去。这些基本问题，朱永新称为“永恒的主题”。理论就是对基本问题的提炼、深化和概括，就是对主题的深度解读与阐发，进而回到“事物的本原——理念”。柏拉图的这一观点揭示了理论的本质以及本原。新教育始终把实验的主题指向人，指向生命，指向本原、本质，其本身就是一种理论。新教育强调对已有理念的“整合”，已不只是坚守的问题，“整合”意味着理论的发展，在回归中变革，在变革中回归。

3.新教育有着自己的理论框架

这一理论框架的核心是人，为了一切的人，为了人的一切，并由此形成五个基本观点：无限相信学生与教师的潜力；教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重视精神状态，倡导成功体验；强调个性发展，注重特色教育；让学生与人类的崇高精神对话。核心理念与基本观点编织了新教育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是对以往关于人的理论的概括，也是对当代以人为主体理论的提拔，将两者进行了整合。新教育的十大行动就是从理论框架中自然生成的，是理论框架的具体体现。

4.新教育有着鲜明的理论品格

新教育一直倡导行动、实践，一直倡导回到田野去。回到田野就是要回到教育的现场，回到教育发生的地方去，在那里才会有真正的“人”的存在，才会有课程、有教学、有管理。换个角度看，新教育本身就是一片田野。回到田野意味着，教育实验的一切都要付诸行动，用行动来实践并实现教育理念，用实践来诠释和演绎教育理念。新教育所践行的是行动哲学、实践哲学，新教育的理论框架其实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相融合的框架。正是在行动、实践中，熟知成了真知。新教育以行动、实践为骨干的理论品格值得关注与赞赏。

5.新教育有着自己的理论话语系统

新教育、新教育人有着自己的话语方式、话语风格，形成新教育的理论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的核心话语是：过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围绕核心话语，新教育形成一组组关键词，显现了独有的话语风格。一是彰显话语的生命性。生命花开，生命多彩，生命的长、宽、高，生命成长，生命的丰富等。生命的力量在词语中闪亮，新教育的生命照亮了词语，照亮了教师的幸福和童年的光彩。二是彰显词语的行动性和建构性。营造、构筑、缔造、聆听、晨诵、午读、暮省……以及参与度、亲和度、自由度、整合度、练习度、延展度等充满动感，洋溢着行动的活力，犹如田野上的耕耘、播种、收割、整理，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行动、实践，在理念的引领下建构教育。三是词语的召唤性。为中国教育改革探路，为中国而教，造就中国人，在黄土地上见证，书卷气是领导力，上天入地的教育科研……召唤大家，鼓舞大家。我们完全能理解，为什么新教育实验能吸引这么多人，其凝聚力来自话语的召唤性。四是贴近生活的亲和力。新教育的话语让人有温暖的感觉，有倾听、倾吐、倾泻、沸腾的感觉，因为词语的“走心”。比如，良知、孩子、日子，像是在聊生活、聊家庭。此时，朱永新教授不就是一个“邻家大哥”，是良师益友吗？总之，新教育的话语表达，是诗意的、深刻的，在诗意的深处是理论的支撑和理想的张力。

说到这儿，我们不禁会联想到美学，尤其是中国美学。中国美学精神，在王国维《人间词话》三重境界的阐述中闪耀，在季羡林所认定的“品”中显现，在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原则中折射。当然，中国美学精神是天人合一的大美，是人类命运大同的壮美。如今，美学又在回归，回归经典，回归日常生活。而这些，我们都会在新教育的实验、研究中有发现、有感悟，也有体验。新教育主张理论回归，与美学的回归不谋而合。我以为，新教育实验闪现了中国美学精神，正因为此，新教育的理论话语是中国美学方式下的自然体现。

朱永新是当代教育家，他将理论、实践与社会活动三者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促使三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他是教育理论家，也是教育实践家，还是教育的社会活动家。他从来都没忘教育的初心，自己的理想，从来没忘学校、课堂，那张讲台，从来没忘校长、教师，那些孩子们。他把根扎在黄土地里，教育的情怀永远燃烧起理想的火焰。朱永新永远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教师，与校长、教师甚至与小孩交朋友。大家喜欢这位大学教授，爱戴这位新教育实验的倡导者、设计者，敬爱这位教育家。

参考文献

[1]司马云素.文化价值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2]伯特兰·罗素.教育与美好生活[M].杨汉麟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28-29.